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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环球网报道】据《以色列时报》9日报道，一名以官员向该媒体透露，对于如何回应伊朗此前对以色列发动袭击，以色列领导人已作出关键决定。

　　报道说，上述以官员称，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以及安全和军事官员8日晚举行长达数小时的会议，就以色列即将对伊朗发动的袭击作出了关键决定。报道还说，该官员称，目前来看，以方重点针对伊朗军事设施，但这可能会发生变化。

　　据路透社等媒体报道，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哈加里10月1日晚发表声明说，伊朗从其领土向以色列发动大规模导弹袭击。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当天表示， 伊朗当天的导弹袭击是对以色列“侵略”的果断回应，伊朗不寻求战争但坚决抵抗任何威胁

　　对于此次袭击，以色列一直在权衡如何回应。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齐5日称，伊朗对以色列的任何行动都会做出相应甚至“更强烈”的回应。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等媒体7日报道，军方消息人士证实，伊朗武装部队已经为应对以色列可能发动的袭击制定了至少10种方案，并表示这些方案可以在必要时启用。

责任编辑：王许宁

黄彦民（记者 彭姵倩）10月10日,

黄彦民（记者 黄彦民）10月10日,今天上午10时，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颁授仪式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习近平为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获得者颁授勋章奖章。其中，王永志等4人被授予共和国勋章。王永志是我国新一代远程战略导弹的第一任总设计师，载人航天工程的首任总设计师。今年6月11日，他在北京病逝，享年92岁。以下为本刊采写的文章《“大总师”王永志》。“大总师”王永志发于2024.7.15总第1148期《中国新闻周刊》杂志在很多航天人眼里，“王大总师”王永志就像一枚定海神针。从1992年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正式立项，到2005年神舟六号载着两名航天员成功升空，工程总指挥（均为上将）换了四任，下面七大系统“两总”（总指挥和总设计师）也换了一茬又一茬，但王永志一直担任总设计师，坐镇在技术主帅之位。王永志曾获2003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2005年，中央军委授予他“载人航天功勋科学家”称号，称他为“国防科研战线上的一面旗帜”。王永志一生视钱学森为恩师。正是钱学森发现了年轻的王永志在总体设计方面过人的才华，他说第二代战略导弹应由第二代人挂帅，推荐王永志担任总设计师，后来又推荐他担任首任载人航天总设计师。第一艘载人飞船神舟五号成功返回后，王永志立即打电话给钱学森，向他汇报说：“您给我的任务，我完成了！”2024年6月11日，王永志在北京病逝，享年92岁。逆向思维神舟飞船连续发射成功后，钱学森得意地对人说：“我推荐的总设计师不错吧？他年轻时就崭露头角，大胆地进行逆向思维，很懂得科学的辩证法，和别人不一样。”让钱学森首次觉得王永志“不一样”，是在1964年，那时王永志还是一位初出茅庐的年轻中尉。王永志1952年考入清华大学航空系，1955年被派往莫斯科航空学院飞机制造专业学习。中苏《国防新技术协定》签订后，他被指派改学火箭导弹设计，毕业论文就是《洲际导弹设计》。1961年他毕业回国，分配到国防部五院。王永志留苏时，在冬宫前留影。本文图/受访者提供五院由钱学森担任院长，是1956年成立的第一个导弹研制机构。但刚起步不久，苏联就中断了技术援助，撤走援华专家。五院精心挑选了一批青年作为技术苗子重点培养，共有72人，被戏称为“72贤人”，王永志也在其中。他被放到基层锻炼了两年，彼时刚回到一分院总体设计部，担任总体设计组组长。王永志传记作者、《中国高新科技》杂志社总编辑姚昆仑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王永志专业知识扎实，学习和锻炼经历使他很早就具备了总体设计思想，这是他很年轻就从事总体设计的基本条件。1964年，王永志随试验队来到甘肃酒泉，首次参加导弹发射任务。要发射的“东风二号”是中国自行研制的首枚中近程导弹，1962年首次发射时遭遇失利，经过两年的改进，即将重新接受检验。时为6月下旬，地处沙漠的发射基地气温超过40℃。推进剂开始加注后，在高温下体积膨胀，燃料贮箱内无法灌注进足够的燃料。弹道计算组报告：射程不够了，弹头无法飞抵弹着区。空气顿时紧张起来。研讨会开了一个又一个，专家们不断提出z6尊龙旗舰的解决方案，经过讨论又不断否定。王永志也在苦苦思索。是否可以另辟蹊径呢？他突然灵感闪现，拿起笔立刻开始计算起来。经过一夜的反复思考和计算，并经同事复算，在第二天的讨论会上，他胸有成竹地提出了一个很特别的解决办法：卸掉600公斤酒精。推进剂包括氧化剂（液氧）和燃料（酒精），液氧是恒温的，酒精则遇热膨胀，高温造成两种成分密度的改变，推进剂配比随之改变。而最佳配比是在火箭飞行到预定速度时，燃料和氧化剂同时耗完，废重消除，射程最远。王永志方案的特点就在于反其道而行之：减少燃料以恢复最佳配比，推进剂虽然少了，但因废重消除火箭质量轻了，反而能达到预定射程。然而在讨论会上，专家们对这个看似异想天开的解决办法反应冷淡。王永志实在不甘心，鼓起勇气敲开了发射现场最高技术决策人钱学森的门。钱学森也正在冥思苦想。他边听边问，听完王永志的方案，眼里渐渐亮起一道光。他微笑着打量眼前这个年轻人，点头称“有道理”，又沉思了几分钟后，他兴奋地站起来走到王永志身边，拍了拍他的肩说：“行，我看这个办法行。”在新一轮的讨论会上，一言九鼎的钱学森最后拍板道：“就按王永志的建议办。”6月29日7时，“东风二号”带着“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巨幅标语，腾空而起，顺利飞抵预定区域。戈壁滩上欢呼声雷动。王永志也由此崭露头角，被提升为总体设计室副主任。1965年，中央批准了“八年四弹”（即中近程、中程、中远程和洲际导弹）规划。1969年，北部边境形势骤然紧张，中央决定集中优势力量，加快洲际导弹研发。在“没有洲际导弹，毛主席睡不好觉”的指示激励下，洲际导弹研制进展迅速。王永志从中程导弹研制队伍中被抽调出来，主持洲际导弹总体设计室工作，后来又被任命为副总设计师。洲际导弹总装完成后要全弹试车，但是试车台只有一个，被另一型号导弹所占用。王永志急中生智，提出不试验全弹，只试验安装了多种精密仪器的二级导弹。这种做法没有先例，一些人认为太冒险，又是钱学森支持了他。第一枚洲际导弹预定于1971年9月10日发射。就在前一天，一股强冷空气突然东移，气象部门预报发射当天将低云密布。推进剂加注停止了，有人主张推迟发射。王永志却认为，这枚导弹“已经老了”，再加上推进剂的腐蚀，如不发射极有可能报废，造成巨大浪费，而发射的话影响的只是光测数据，这可以用遥测来弥补，因此按时发射利大于弊。在座的钱学森等都同意他的意见。王永志和夫人王丹阳（右一）看望钱学森和夫人蒋英。试验结果，虽然射程有一定偏差，但验证了总体设计方案的正确性，七机部（在五院基础上改组成立）党组做出了“试验基本成功”的结论。这标志着中国洲际导弹的诞生。然而，洲际导弹的定型工作因“文革”受到严重干扰，一再推迟。王永志也为此遭到500多天的隔离审查。尽管如此，洲际导弹的首飞成功对中国航天事业影响深远，长征二号运载火箭的研制正是以洲际导弹为原型展开的。“有生以来最难的一场硬仗”粉碎“四人帮”后，王永志获平反，1978年1月被提升为七机部第一研究院（后又称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总体设计部第一副主任。从那时起，王永志经历了我国远程战略导弹的两次更新换代，从第一代液体导弹到第二代液体导弹，再从液体导弹到固体导弹。两次换代，他都是第一任总设计师，成为新一代远程导弹技术领军人。1986年，一院院长李伯勇调离，航天工业部（七机部1982年改为航天工业部）在全院公推院长，谁得票多就向中央报谁。结果，在全院副厂、所级和院机关副处级以上干部投票中，王永志得票第一。12月，他被国务院正式任命为航天工业部第一研究院院长。王永志上任之时，军工企业正面临转轨。根据国际局势整体缓和的判断，国家做出抓住时机大力发展经济这一重大决策。1985年一院液体导弹项目下马后，国家划拨经费从几个亿锐减到4000万，就连解决3万职工的工资都不足。部领导一再强调，要转轨变型，有问题“不找部长找市场”，将航天产品推向国际市场。恰在这时，世界航天界接连发生了一连串举世震惊的大灾难。1986年1月，美国挑战者号航天飞机机毁人亡。4月，美国大力神34d火箭升空几秒便发生爆炸。5月，美国德尔它火箭升空91秒后自毁。同月，法国阿丽亚娜二号火箭刚离开发射塔就化为火海。一时间，国际商业卫星发射市场出现真空。机不可失。然而中国当时拥有的长征二号和长征三号运载火箭只能发射1300千克以下的小型卫星，要在国际主流的大型卫星市场上分一杯羹，就必须发展新一代大推力火箭。1986年3月，一院研究员黄作义拿着三张设计小图，找到主管业务的时任副院长王永志。他们之前就探讨过此事，都认识到中国的运载火箭要上一个大台阶，仅靠加长火箭箭体是没有出路的，它总有一个极限，解决之道只能是在火箭上并联几个助推器，即发展捆绑式火箭。在王永志的支持下，黄作义访问了美国休斯公司，没想到休斯公司对于将卫星交给中国发射表示出了极大的兴趣。王永志很受鼓舞，很快组织总体设计部在长征二号c火箭基础上做捆绑式火箭方案设计，即长征二号e，简称“长二捆”。7月，国务院、中央军委批准将发射外星工作列入国家重点项目，代号为“867工程”。1987年，澳大利亚为建立第二代通信卫星网络进行国际招标。中方作为发射服务分包商，与主承包商美国休斯公司组合投标。中方所报的发射价格，至少比市场上低15％—20％。1988年6月揭标，由中国“长二捆”火箭发射休斯公司两颗卫星的方案中标。卫星属于高技术产品，在美国按军品管理，出境必须得到美国政府批准。中国政府为此做了大量工作，外交部长钱其琛等都亲自出面会谈。1988年9月，美国总统里根签署了有条件批准的文件。12月，两国政府终于谈判成功，同意签署《关于卫星商业发射服务的协议书》的政府间协议。然而直到此时，“长二捆”还是纸上火箭。1988年12月底，研制工程正式启动。国防科工委任命王永志为工程总指挥，一院院长王德臣为总设计师，副院长于龙淮为副总指挥。根据合同，中方必须在1990年6月30日前有一次成功的发射试验，否则终止合同并罚款100万美元。时间只剩下18个月了。而在美国，研制这么大的火箭通常需要三至四年。王永志后来对传记作者姚昆仑回忆，这是他一生最艰难的硬仗，要顶着以往没干过的技术风险、贷款几个亿的经济风险、作为第一责任人的前途风险甚至是影响国家颜面的风险。他别无退路，只能背水一战。他把家安在了办公室，和王德臣、于龙淮等每天超负荷工作着。他们的办公室里挂着一面小黑板，有什么想不通的问题就写在上面，弄清了才擦去。一院开始了500多个夜以继日、灯火通明的日子，有人形容这里是“太阳不落的地方”。设计人员平均一天要画17张图，工厂要在400天里设计生产出5000多套特殊工艺装备，试验单位要在180天内做完大小300多项试验。每个工作现场都是昼夜不停连轴转，压力之大超乎想象，但大家都是兴奋的。终于，1990年6月29日，“长二捆”提前一天矗立在了西昌卫星发射中心的发射架上。然而，就在离发射只剩几天的时候，一场可怕的意外发生了。7月12日傍晚，工作人员突然发现，一个火箭助推器冒出了黄烟，不久另三个助推器也出现类似情况。王永志立刻赶到现场，指挥抢险。等他安排好工作返回招待所时，已是凌晨1点多了。他还没来得及脱衣上床，电话铃声又震耳欲聋地响起：“王院长你来看看，燃料好像也漏了！”他匆匆赶回现场，只见白烟又飘出了。他一夜未眠，紧急处置。王永志累病了，在招待所打点滴。王德臣和于龙淮也相继病倒，住进医院。有人联名给中央写信，提出这枚火箭发射不得。7月14日，国防科工委主任丁衡高带着中央领导批示来到发射现场，当晚召开了紧急会议。他直截了当地问：“这枚火箭到底能不能打？”王永志说，意外情况已经解决，检测结果都是正常的，能打。其他与会专家也支持这个意见。最后，丁衡高第二次问王永志：“到底打还是不打？”王永志站了起来，坚决地说：“能打，肯定能打！”第二天晚上，丁衡高终于表态同意发射。他说，向中央领导请示了，中央领导说一线同志最了解技术情况，他们认为能打就打。1990年7月16日上午9点40分，随着“点火”“起飞”口令的下达，“长二捆”顺利升空，横空出世。不久喜讯传来，火箭搭载的巴基斯坦科学实验卫星和模拟“澳星”成功入轨，完成了合同任务。很长时间以来，王永志一吃饭就反胃，因厌食消瘦了十多斤，得知消息后他一反常态对秘书说：“我非常想吃点酱牛肉，或者红烧肉也行。”秘书很高兴，给他找来了一盘酱牛肉，他吃得非常香。“长二捆”的成功发射引发了巨大的关注。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评论道，这预示着中国在卫星发射业务方面将上升为“大角色”，并将有能力将航天员送入太空。“王大总师处理问题合情合理”上马“长二捆”，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为载人航天留下伏笔。突破捆绑式技术后，火箭运载能力由2.5吨提高到8.8吨，载人航天可以破题了。1992年1月，经过“863计划”五年的论证，载人航天工程提上了日程。王永志被指定为工程技术经济可行性论证组组长。8月，他在中央专委会议上汇报了载人飞船的七大系统、总体方案以及“三步走”发展规划等，包括改进“长二捆”作为发射飞船的高可靠火箭。9月2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审议载人飞船立项问题。丁衡高、王永志等做了详细汇报。最后常委会作出决定，要像当年抓“两弹一星”一样抓载人航天。至此，载人航天工程正式立项，代号“921工程”。11月，中央专委任命了工程四位负责人：总指挥丁衡高，副总指挥沈荣骏、刘纪元，总设计师王永志。姚昆仑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总师要从宏观上把握世界航天发展大势和前沿技术，对未来发展的不确定性具有应变能力，还必须压得住阵。载人航天工程涉及3000多家单位、数十万人员，七大组成系统（航天员、飞船应用、载人飞船、运载火箭、发射场、测控通信和着陆场）总师都是响当当的人物。这对王永志的协调艺术是一种考验，而他始终与七大系统历任总设计师和专家们保持了良好的关系。在技术方案论证会上，航天员系统的技术负责人都认为先送大动物上天试验比较保险，并已选定云南猕猴。王永志在了解情况之后认为这一步并非必要，因为其他国家已有很多人上过天了，在天上停留时间已长达几百天，很多问题都有了结论，无须再用动物从头试验，要是连这一步都不敢跨越，岂不是只能永远跟在别人后面亦步亦趋？最后，大家达成了共识，研制拟人代谢装置来代替动物试验，以节省时间和经费。因此，中国载人航天跨过了搭载动物试验阶段，直接从无人飞行进入载人航天飞行。工程指挥部最初拟定的主着陆场在河南开封至驻马店间位于黄泛区的一片区域。1993年2月，王永志等乘车进行地面详勘，他看着窗外的景象，眉头越锁越紧。他觉得这里问题很大，一是树木和建筑太多，影响降落安全；二是人口密度较大，每平方公里达600人，每次发射势必要疏散大量群众，初期可能达130万人，太扰民了。王永志（左一）等为载人飞船着陆场选址。此时选址方案已上报中央并经批准，而且技术路线也要做很大的改变，一些人很有顾虑。但王永志认为，既然发现问题就要实事求是，不能文过饰非，最后统一了大家的意见。主着陆场最终选定在内蒙古四子王旗阿木古郎牧场地区，这里地势平坦开阔，人烟稀少，平均每平方公里只有7.9人，条件比较理想。神舟二号的逃生设计中曾忽略了一个细节。火箭飞出大气层时一旦出了故障，就要实施船箭应急分离，保障航天员安全。但由于是应急分离，火箭中必然还剩很多推进剂，质量比正常分离时大很多，速度降不下来。形象地说，“失去理智”的火箭会一路“追杀”飞船。王永志提出，既然火箭无法减速，就只能让飞船加速。姚昆仑说，在常人看来，王永志的建议似乎不甚合理。就像汽车要追尾了，应该是要求后面的汽车赶快刹车，但王永志的逻辑是，尽管这是后车的责任，但这时候谁也别埋怨，前面的车赶紧加速逃生吧。这是火箭的问题，王永志让飞船来解决；也有飞船的难题（航天员手控船箭分离设计），王永志却“判”给火箭解决。因此很多人说，“王大总师处理问题合情合理”。王永志自己常说，工程不是“自古华山一条路”，而往往殊途同归，关键是要选择一条最好走的路。一生如履薄冰有人说，王永志是福将，是常胜将军。他先后主持六种航天新型号的首次发射，无一失利。他担任运载火箭研究院院长任内，负责的11颗卫星均发射成功。王永志自己则说，搞火箭这个东西总是如履薄冰，自己只是没碰上最坏的情况，就算幸运吧。他对自己的总结是，这一生做了三件事——把导弹准确送到需要的地方去，把卫星送到各种轨道上去，把中国人送到太空去。他出任载人航天工程总设计师的13年中，各系统元老级人物逐渐被中青年骨干取代。神舟六号任务完成后，74岁的王永志再次提出应让年轻人来执掌帅印。2006年5月，中央军委主席胡锦涛签署命令，批准王永志从载人航天工程总设计师位置上退下来，由49岁的周建平接任。王永志留学苏联时的导师米申说过：“做总设计师风险很大，这一生你不得神经病，也会得心脏病。这是一项压力很大的工作。”他一语中的，王永志几乎每天都处于处理问题、解决问题的状态中，一刻不敢懈怠，随身带着速效救心丸。多年高度紧张的工作节奏里，养花和看球是能让他稍许放松的爱好。他家中除了航天类书籍之外，种植花卉的书也不少。他总是一有空就去花市，几乎把北京的花市逛遍了。回到家，他习惯先给花草施肥、浇水、剪枝。2010年5月4日，因在航空航天方面的突出贡献，国际天文学联合会将火星和木星之间一颗编号为第46669号的小行星永久命名为“王永志星”。王永志担任总设计师时，2003年亲手把神舟五号送入太空，这标志着中国载人航天工程“三步走”战略第一步的完成。此后，王永志又亲眼见证了2019年天宫二号空间实验室返回地球，完成了第二步；2022年神舟十三号三位航天员在中国空间站驻留六个月，实现了第三步。2022年11月17日是王永志90岁生日。当天神舟十四号航天员陈冬、刘洋和蔡旭哲从中国空间站发回一段视频，祝他生日快乐，健康长寿。网友们惊呼，这是宇宙级的祝福。（本文参考了《中国航天院士传记丛书》总编委会组织编写、姚昆仑所著《王永志院士传记》）发于2024.7.15总第1148期《中国新闻周刊》杂志杂志标题：“大总师”王永志记者：宋春丹（songchundan@chinanews.com.cn）编辑：黄卫